破荒先生计公者，蜀之笃行古君子也，今观此数书者亦可概见矣。公于龟山为前辈，而因其侄质所疑于龟山，至于再至于三，若不能自已者，非其力学好问，老而不倦，安能如是之勤勤也？其一书云：「杨中立久安所习，乍见乖异，不能无听莹（谓虽乖异不无聪明也。），久当自悟。若《左氏》学，子房、萧、陈、陆贾、刘敬、叔孙通之造汉即由之（谓子房、陆贾、叔孙通学《左氏》尚可，萧何起刀笔吏，陈平起屠，刘敬起戍卒，亦谓由《左氏》学，正窃疑焉。），虽董仲舒、贾谊不能也。中立独非所论，为复并《左氏》非之，计料莘老亦未能遽达也。请问晋灭虞虢，同姓不名何说？因信试及之，要知其解何也。必曰虞虢有罪，未若邢之罪也，而卫燬名云云」。又一书云：「杨中立见《圣志论》否，云何」？又一书云：「杨中立发去也未？且与伸意，《圣志》如有论难，可阙一字来，当与辨析令通也」。今《龟山集》有书问明道《春秋》，《伊川集》亦有书答龟山《史论》，其事颇与此合。公书云六哥太博，岂其侄为太学博士而龟山在太学时耶？初龟山游太学，从伊川兄弟学问，所造稍自精诣，太学之士几指目之以为异类，公亦云乍见乖异，宜也。盖洙泗之学不传久矣，自濂溪始发明之，一传而为伊川兄弟，当时骤闻之者类多骇愕。忌日不御酒肉，礼也，而谓正叔不好佛，何为食素？庆吊不同日，礼也，而谓闻哭而不歌，未闻歌则不哭。至于不胜其忿，遂直指以为奸邪，所见不同至于如此。公虽以龟山为乖异，然其心拳拳然欲相与往复商议，有问之弗通弗措之意，视夫一言不合辄相诋毁，不顾天下后世之公论者，岂不相千万哉！公之六世孙仲谟出示此书，三复之馀，不胜仰叹，因具述其事以示同志。嘉定十一年四月十九日，山阳度正伯周甫书。

熹奉亲屏居，诸况仍昔。所忧所惧，大略不异来教之云，而又有甚者焉耳。躁妄之病，在贤者岂有是哉？顾熹则方患于此未能自克，岂故以是相警切耶？佩服之馀，尝窃思之，所以有此病者，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，故心不能宰物，气有以动志而致然耳。若使主一不二，临事接物之际真心现前，卓然而不可乱，则又安有此患哉？或谓子程子曰：「心术最难执持，如何而可」？子曰：「敬」。又尝曰：「操约者，敬而已矣。惟其敬足以直内，故其义有以方外。义集而气得所养，则夫喜怒哀乐之发，其不中节者寡矣」。孟子论养吾浩然之气，以为集义所生，而继之曰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」也。盖又以居敬为集义之本也。夫「必有事焉」者，敬之谓也。若曰其心俨然，常若有所事云尔。夫其心俨然肃然，常若有所事，则虽事物纷至而沓来，岂足以乱吾之知思？而宜不宜、可不可之几，已判然于胸中矣。如此则此心晏然有以应万物之变，而何躁妄之有哉？虽知其然，而行之未力，方窃自悼，敢因来教之及而以质于左右，不识其果然乎否也。《遗说》所疑，重蒙镌喻，开发为多。然愚尚有未安者，及后八篇之说并以求教。有未中理，伏惟不惮反复之劳，有以振德之。孔明失三郡，非不欲尽徙其民，意其仓卒之际，力之所及止是而已。若其心则岂有穷哉？以其所谓「困于豺狼之吻」者观之，则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边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虏哉？孔明非急近功、见小利，诡众而自欺者，徙民而归，殆亦昭烈不肯弃民之意欤。钦夫传论并熹所疑数条请求指诲，幸以一言决之。《味道堂记》诚非浅陋所敢当，故有前日之恳，非敢饰辞以烦再三之辱。既不蒙听察而委喻益勤，益重不敏之罪，谨再拜承命，不敢复辞矣。然须少假岁月，使得追绎先志之所存，俟其略见彷佛而后下笔，庶几或能小有发明，可以仰丐斤削耳。下喻行己临官之道，此在高明平日所学举而措之，则夫世俗所谓廉谨公勤有不足言矣。区区乃方有愧于此，其何以仰助万分之一乎？《祠堂记》推尊之意甚善，而所谓「人心天理不容亡灭，学者于此百世以俟圣人而已」者亦佳，但亦有可议者。如以字谓诸先生，一也。「立不教，坐不议，无言心成」，乃庄周荒唐之说，非圣贤授受本旨，二也。以穆、尹、欧阳文章末技比方圣学，拟不以伦，三也。明道无恙时，学者甚众。今曰未尝为师，四也。吕正献之未薨，伊川已去讲席，盖其道有非当时诸贤所及知者，是以难合，非特以两公之在亡为轻重。今曰二公薨而伊川去，五也。又曰正叔自谓道已大成，可以无愧，气象浅狭，恐非先生之志，六也。世传了翁所序明道《中庸》，乃吕与叔所著，了翁盖误。而今又因之，七也。摭其语而论之，其失如此。盖其大概切切然以辨谤释言为事，亦浅乎其知先生矣。尝爱《明道墓表》有云：「学者于道知所向，然后见斯人之为功；知所至，然后信斯名之称情」。盖此事在人随其所至之浅深而自知之，彼不知者岂可以口舌彊争，彼知之矣，则又何待较短长而后喻哉？《记》中所称「兼山氏」者名忠孝，《语录》中载其问疾伊川之语。然顷见其《易》书溺象数之说，去程门远甚。而尹子门人所记，则以为忠孝自党论起绝迹师门，先生没不致奠，而问疾之语亦非忠孝也。然则其人其学亦可见矣。愚见与所闻如此，不审明者谓之何哉？岁前报叶、魏登庸，蒋参预政，陈应求同枢密、知院事；南北之使，交贽往来；元夕有旨，州县张灯。山间所闻者不过如此，罗、李之除，则未知也。闻相麻以四事戒饬：理财用、省冗官、汰冗兵，其一则未闻。盖未尝见麻，但传闻尔。宰相带知国用，参政、同知皆入衔，并恐欲闻之。金声玉振之说，改定旧说，写呈求教，不知是否。《诸葛传》所疑琐细，不能尽录，其大者帖于册内矣。

熹初意到此即遣人招正淳、伯丰及余正叔，而此间事繁财匮，时论又方扰扰，令人忧惧，不知所以为计，遂未能及。幸因书为致此意，徐观事势如何，乃敢议此也。

秋试不远，计不免小忙。然以义理观之，此亦当有处也。来书所喻大率少宽裕之气，有劲急之心，如此不已，恐转入棒喝禅宗矣。切宜省觉，不可一向如此也。子融看得文字痛快直截，可喜。想时相见。正叔在此，无日不讲说，终是葛藤不断也。

正叔遽至于此，令人痛伤。人生虚浮，朝不保夕，深可警惧。真当勇猛精进，庶几不虚作一世人也。

示喻已悉。前日所论，正为敬义工夫不可偏废。彼专务集义而不知主敬者，固有虚骄急迫之病，而所谓义者或非其义。然专言主敬，而不知就日用间念虑起处分别其公私义利之所在而决取舍之几焉，则恐亦未免于昏愦杂扰，而所谓敬者有非其敬矣。且所谓集义，正是要得看破那边物欲之私，却来这下认得天理之正，事事物物，头头处处，无不如此体察，触手便作两片，则天理日见分明，所谓物欲之诱，亦不待痛加遏绝而自然破矣。若其本领，则固当以敬为主。但更得集义之功以祛利欲之蔽，则于敬益有助，盖有不待著意安排而无昏愦杂扰之病。上蔡所谓「去却不合做底事，则于用敬有功」，恐其意亦谓此也。正叔本有迟疑支蔓之病，今此所论，依旧堕在此中，恐亦是当时鄙论不甚分明，致得如此。故今复如此剖析将去，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谈义，去本逐末，正欲两处用功，交相为助。正如程子所谓「敬义夹持直上，达天德自此」者耳。今亦不须更生疑虑，别作商量，但请依此实下功夫，久远纯熟，便自见得也。前日三诗，首篇「计功程」字是大病根，而其下亦未见的实用功得力之处。后二篇亦未见践言之效，只成虚说，尤犯圣门大禁。大概皆是平日对塔说相轮惯了意思，致得如此。须是勇猛决烈，实下功夫，力救此病，不可似前泛泛悠悠，虚度时日也。

示喻日用工夫，甚副所望。然前者所论，未尝欲专求息念，但以为不可一向专靠书册，故稍稍放教虚闲，务要亲切自己。然其无事之时，尤是本根所在，不可昏惰杂扰，故又欲就此便加持养，立个主宰。其实只是一个提撕警策，通贯动静。但是无事时只是一直如此持养，有事处便有是非取舍，所以有直内方外之别，非以动静真为判然二物也。上蔡之说便是如此，亦甚要切。但如此警觉，久远须得力尔。千万且于日用间及《论语》中著力，令有个会通处，即他书亦不难读尔。

熹一出无补，幸已还家，又幸奉祠遂请，且得杜门休息。间读旧书，虽葵藿之心不敢弭忘，然疏远之分亦不敢不自安也。别后读书观理，复增胜否？熹归家只看得《大学》与《易》，修改颇多。义理无穷，心力有限，奈何奈何！唯需毕力钻研，死而后已耳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五九。）。

自：原缺；「安」下原衍「何」字，据宋闽、浙本补、删。

正叔别后书来，复有疑问，已详报之。托其转寄才卿，可便依此作日用功夫，不须更生疑虑，空费谈说，过却光阴也。

所喻诚意之说，只旧来所见为是。昨来《章句》却是思索过当，反失本旨，今已改之矣。正叔、子融相聚累日，多得讲论，甚恨才卿独不在此也。诸书二兄处皆有本，归日必同观，有疑幸详谕及。康节文字二兄亦已见之，熹亦不能尽究其说。只《启蒙》所载为有发于《易》，他则别成一家之学。季通近编出梗概，欲刊行，旦夕必见之。然亦不必深究也。

知得如此是病，即便不如此是药。若更问何由得如此，则是骑驴觅驴，只成一场闲说话矣。诚敬固非穷理不能，然一向如此牵连，说过前头，却恐蹉过脚下工夫也。

博文约礼，学者之初，须作两般理会而各尽其力，则久之见得功效，却能交相为助而打成一片。若合下便要两相倚靠，互相推托，则彼此担阁，都不成次第矣。然所谓博，非泛然广览杂记，掇拾异闻，以读多取胜之谓，此又不可不知。

「惟后非贤不乂」，言人君必任贤而后可以致治也；「惟贤非后不食」，言人君当任养贤之责也。高宗本意如此，问者疑其成病，固察之不详，而答者亦无一人说破此意，何耶？

《近思录》本为学者不能遍观诸先生之书，故掇其要切者，使有入道之渐。若已看得浃洽通晓，自当推类旁通，以致其博。若看得未熟，只此数卷之书尚不能晓会，何暇尽求头边所载之书而悉观之乎？又云少辍功夫，取而详味，不知是辍何功夫？此语尤不可晓。

义利之大分，武侯知之，有非他人所及者，亦其天资有过人处。若其细微之间，则不能无未察处。岂其学有未足故耶？观其读书之时，他人务为精熟，而己则独观大旨，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，而不务精熟，亦岂得无欠阙耶？若极言之，则以孟子、颜子亦未免有如此处。故横渠先生云，孟子之于圣人，犹是粗者。

以圣为志而忌立标准者，必有事焉而勿正也。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，心勿忘勿助长也。先难后获，意亦类此。

学者讲论思索，以求事物义理、圣贤指意，则当极其博。若论操存舍亡之间，则只此毫釐之间，便是天理人欲、死生存亡之分，至简至约，无许多比并较量、思前算后也。今问头自有病痛，答者又不能一剪剪断，直下剖判，言愈多而道愈远矣。

问者所谓思虑边义理上者，亦曰思所以处事之宜耳。但其语不庄，故正叔疑其误，而直卿亦似未得其语意也。

程子曰，动静者阴阳之本，况五气交运，则益参差不齐矣。赋形之类，宜其杂揉者众，而精一者间或值焉。以此观之，则阳一阴二之云，恐亦未可以为非也。盖理则纯粹至善，而气则杂揉不齐。内君子，外小人，凡所以抑阴而扶阳者，乃顺乎理以裁成辅相而济夫气数之不及者也，又何病乎？

乡原是一种小廉曲谨、阿世徇俗之人，今曰（云云，）非其义也。又云胸怀明爽，一日千里者，此为实曾用力之人，与他说虽善而未必实有功夫者不同。然其迫切之病，骄吝之私，亦非他人所及也。又有谓堕于习俗之见、释氏之善者，杜门独善则可，此亦非是，更思之。

见善明是平日功夫，用心刚是临事决断，二者皆不可阙，而当以平日功夫为先。不然，则其所谓刚者，未必不为狂妄激发过中之行矣。

文蔚蒙以《王畿千里图》见教，开示晓然，如指诸掌，始信朋友切磋，不为无补，甚喜！甚幸！但「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，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」之说，思玩久之，窃有未喻，此为兄先入之言为主，顾于此体认有所未精耳。盖此章正见君子小人公私之心，往往学者多因「怀刑」二字坏却一章全意，以谓刑不可怀耳。殊不知此君子小人，非指在上在下而言，正如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」之类。刑又非鞭笞之属，乃典刑之刑，谓法制耳。君子之心不敢自肆，动欲循守礼法，故心每念之而不忘；小人则喜纵恶拘，顾利忘善，与君子所怀正相反也。尊兄错认其意，凡言君子者，必欲以为在上之君子。又以谓「怀刑」者，好用刑以威天下，其意与本文甚相远，殊觉穿凿也。可将《论语》反覆熟读，庶得其旨。《集注》所引和靖语尤可玩味。《大学》「悖」字，恐不可依韵读，须用陆德明释音为證耳。

文蔚答子融此说，后余正叔见之，云：「怀刑者，即世俗所谓惧法朝朝乐是也，非动欲循守礼法之谓」。文蔚亦自觉其言之失，未暇为子融言之。暇日因阅故稿，偶见之，遂附其说于后，用不忘朋友讲习之益，所恨正叔已亡，为之黯然者久之。绍熙庚戌三月二十四日。

铅山傅商弼一日来访文蔚，蹙然而言曰：「正叔余先生，予师也，殁几三十年，嗣人湮微，不能发其先德，使有善弗彰，吾子合为论著，予将以碣诸石，使来者有考焉」。文蔚闻其言而悲曰：「正叔，予同门友也，知其平生甚悉，顾力未足以振之，幸吾子欲发其有馀。既死，文蔚虽不文，其敢辞」？因叙次如左：正叔讳大雅，余其姓也。世居上饶，曾祖大约，祖安节，父思永，皆应举为儒，而未有显者。正叔自肄举子业，已见许于乡之儒先。未几，预荐送，然志不在是，闻晦翁朱先生讲道闽中，毅然登门。穷乡晚出外科举，未省他有所谓学，正叔独倡而先之，岂孟子所谓豪杰之士也与？弟大猷从其所帅，相继而往，文蔚亦因正叔拜先生于紫阳书堂。正叔志道恳恻，问难叩击，亹亹不倦。揆诸心，一毫有未得，虽往返十数不置，期于释然而后已。先生嘉其勤，竭两端以告。尝因书论敬义工夫，先生指示日用之亲切者，谓提撕警策，通贯动静。正叔得其语，表里用功，非惟自勉不暇，见同志亦以相厉。常恐此心外用，日诵《中庸》「不愿乎外」之言以自克，可知为学之务本也。先生尝从容与之言而喜曰：「且为君立得一基址，今当有着力处」。正叔将以是而终身焉，不幸天啬之矣。于戏，正叔而止此夫！正叔力于为善，初罹外难，以礼自绳，不御酒肉。后岁登师门，度闽岭，或犯霜露，冒炎暑，不以为惮。禀气既薄，且多病，竟以不寿。己酉秋九月，予往省先生，值正叔将归，语别武夷溪上，未两月而讣闻矣，寔十一月乙丑也。年五十二。娶王氏，生四子：德深、德渊、德存、德晦。德晦出继弟大宁。德渊业儒，亦早世。正叔馀庆，其后必有能继之者。平日与先生问答书非一，厄于煨烬，无一存者，人皆惜之。语录》一卷，刻于江东庾台。死之年，葬所居之右裴原。后廿六岁，刻兹铭。

有决其疑，将以得正；有闿其端，将以弦续。日焉不足，何斯人之不淑！

切己工夫，日来必有新益。光阴难得，吾辈不可不念。文蔚每日于体察外，尤着意克己工夫。缘有性偏难克处，殊以为挠，正上蔡所谓病根在此者是，若不克去，终是为累。文蔚又以不合时俗之学，孤立如此，若非己排人，即人拂己，亦戛戛乎其难矣，然亦得就上面做工夫，虽曰难处，未必不为益，当时时提督，使不间断耳。大抵吾人工夫不进，只缘间断处多，若频频警策，无顷刻间断，如此三两年，岂有不进？昨在城，因说去私意，觉得长者其言稍宽，据拙见以为其害不细。今人固有自见为私意，更欲护占，不肯放脱，如此气象，只是依旧，又不见有日新处。彼此各欲进步，不敢不尽诚，更望见报。